药占比作为一项地区性指标,在深化医改以来,被调整为用于考核具体医院的刚性指标。虽然在控制药品使用方面发挥了一定作用,但却因为忽略了不同类型不同特点不同层级医院之间的差异,干预了正常的医疗服务行为,去年底在部分地区还引起了社会热议。同时,我们也看到,合理的医疗行为会形成合格的药占比指标,但合格的药占比指标不一定等同于合理的医疗行为。以推动合理用药为目标的政策虽多,但是最核心的内生机制还没有触及到,所以无法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只能不停地打政策补丁。但医改问题错综复杂,每个部门都有自己的改革逻辑,在此分享一下卫计委专家的相关看法,以飨读者。
当前世界大多数国家都面临着医疗费用特别是药品费用快速增长的压力,采取各种措施严控医药费用上涨已是国际共识。为切实缓解群众“看病贵”问题,我国提出了严控“药占比”政策,以期解决日益严重的“以药补医”痼疾和不合理用药问题。
在2015年出台的《关于城市公立医院综合改革试点的指导意见》明确提出,力争在2017年将试点城市公立医院药占比(不含中药饮片)总体降到30%左右。但临近去年底时部分省份卫生部门对省内部分医院强制性控费造成了一些合理医疗服务无法开展,引发了媒体热议。为此,我们认为有必要对“药占比”进行系统的梳理,全面、理性地认识“药占比”,并为下一步做好合理用药的规范指导提出意见和建议。
2018年1月24日,由中国医疗保险杂志社举办的青年药政论坛(第十一期)特邀卫计委卫生发展研究中心药政室傅鸿鹏主任对“药占比”政策发展及实施成效进行了系统梳理。
“药占比”的政策发展历程
根据检索到的资料,1990年我国在卫生总费用的测算工作中纳入了“药品费用占卫生总费用比重”指标,这是目前所找到的官方资料中首次出现“药占比”这一概念。在政策层面,1994年,为控制医疗费用和药费快速上涨的现象,上海推出了“总量控制,结构调整”政策,把控制药品费用比重作为改革的目标之一作为提了出来。具体做法是在控制医疗费用总量基础上,同时控制医疗服务收入和药品费用两个指标的增长速度指标,要求药费增长指标明显低于服务收入增长指标,最终实现医疗费用总量合理增长的同时优化费用结构。上世纪九十年代我国通货膨胀率一度高达20%以上,上海市通过改革使得医疗费用增长率维持通胀在同步水平,并远低于改革前年均30%以上的增长率。
随后,中央层面逐步推广上海经验。1997年,中央文件提出降低药品费用在医疗机构收入中的比重。2000年城镇医药卫生体制改革文件正式推广总量控制结构调整政策。2009年新医改正式启动,改革初期“药占比”主要作为常规统计和监测指标,在政策上并没有特别强调。但随着医疗费用的快速增长,政府部门对药占比指标的重视程度不断增加。
2015年《关于城市公立医院综合改革试点的指导意见》提出,要按照总量控制、结构调整的办法,改变公立医院收入结构,降低药品和卫生材料收入的比重。目前“药占比”政策是最受关注,也很有争议的控费指标和手段之一。
强化“药占比”的考量因素
从目前改革背景分析,主管部门在现阶段还将会继续强化药占比政策,应该是基于以下几方面的考量因素:
一是配合公立医院合综合改革的需要,公立医院综合改革强调腾空间、调结构、保衔接。目前仅仅通过取消药品加成带来的费用调整空间有限,且容易被药品用量增加抵消,同步控制药占比可以确保带来充分的价格调整空间。
二是前期的一些医改措施在医药费用控制上没有取得明显的效果,而2015年之后集中采购又放松了药品价格的管制,在这种情况下,加强医院内部对药品费用的控制非常必要。
三是医院的不合理用药情况非常严重。如辅助用药、抗生素的使用问题,我国的抗生素使用强度是西方国家的5-10倍左右。而国家对医疗机构投入的不足,以及医疗人员的体制内收入偏低和多点执业难以实现等客观原因,加剧了医院和医生对药品使用的依赖,这也使得不合理用药日益严重。
“药占比”及相关政策的综合成效
药占比指标的提出和使用,始终伴随着综合改革和合理用药政策。“药占比”是评价指标,也一定程度成为政策本身。从数据上,门诊药占比从2000年的60%左右下降到了2015年的48%左右;住院药占比是从2000年的45%左右降到了2015年的34%左右。由图1可以看出,2000-2015年以来,我国的“药占比”总体是趋于合理化的。
但与此同时,从绝对值上我国人均医药费用负担却没有得到充分缓解。由图2可以看出,看出我国的人均医药费用保持快速的上升势头。2015年我国人均药品费用达到了1176元,2016年则达到了1300元。
警惕部分医院的“上有政策、下有对策”
作为医改的重要监测手段,“药占比”已经成为卫生部门对公立医院考核管理的重要指标,但重压之下往往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已披露出的医院应当方法包括做大医疗收入基数,增加耗材、检验和非必须的医疗项目,调整处方结构,增加高利润的品种,设立院外药房或者与院外药房合作等等。这样带来的问题就是表面上医院药占比得到控制,但是全国性的药品支出费用并没有下降,需要加强警惕。
目前围绕合理用药和医疗控费,已经形成了比较完整的政策体系,包括临床路径、处方点评、抗生素分级使用管理、重点药品监控、用药目录管理、要求开具通用名处方等等,经济层面还有医保支付改革和相关破除以药补医政策,药占比作为监测考核性指标,是对上述政策执行效果的综合评价。结合前期数据和当前用药构成,以及取消加成的影响,如果坚持合理用药,30%的比例控制不难实现,事实上全国大多数地区也顺利实现了这一目标。目前少数地区采取激进方法年终突击控费,反映的问题主要是这些机构日常管理中政策落实不到位。
持续加强合理用药工作力争标本兼治
关于规范合理用药的思路,傅鸿鹏主任表示,在医改中应坚持标本兼治的思路,标就是直接控制“药占比”这些指标,直接控制可以看到的问题,本就是理顺医疗机构内部的运行机制。控制“药占比”主要治标,合理用药才能治本。目前卫生部门出台了很多以推动合理用药为目标的政策,但是最核心的医院内生性的激励机制还没有有效建立,这也使得“药占比”在部分地区落实存在难度。下一步需要继续注重切断医生与药物之间的利益联系,完善临床路径等合理用药政策。目前,有了医保支付方式的改革助力,预期以药补医将会被加快破除,相信在未来两到三年之内,我国的合理用药水平会有一个突破性的进展。
特别鸣谢
西安杨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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