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发展突飞猛进，有人认为，福利保障制度也会随着经济发展自动解决。但事实远非如此，不是所有的人都在经济发展中受益，非凡是中低收入人群。目前，城市贫困人口边缘化不断加深；而占人口80%的农民，不多的土地成为他们唯一的保障；医疗费用、教育投入等等让普通
中国经济发展突飞猛进，有人认为，福利保障制度也会随着经济发展自动解决。但事实远非如此，不是所有的人都在经济发展中受益，非凡是中低收入人群。目前，城市贫困人口边缘化不断加深；而占人口80%的农民，不多的土地成为他们唯一的保障；医疗费用、教育投入等等让普通百姓难以承受。
以教育为例，当前中心财政用于教育投资的比例只占整个财政开支的2%,而且其中92％的投资用在高校。而美国2002年的教育支出占GDP的7.4%。
中国城镇医疗保险的覆盖范围更是急转直下。在改革开放初期，几乎全体城镇居民都享受某种形式的医疗保险，而到2003年，只有一小半城镇居民被社会性医疗保险覆盖。穷人“因病致贫”和“因贫致病”的恶性循环已经成为困扰中国城镇的重大社会问题。
中心提出建立和谐社会目标，完善社会保障制度和福利制度。那么，什么样的福利制度适合中国呢？
欧洲曾经“从摇篮到坟墓”的高福利制度，使一些人失去工作的动力，令欧洲的经济缺乏活力，而且巨额的财政负担也成为一个包袱。而美国的社会福利制度设计,基本上是一种“济贫”的模式，当然美国向来认为社会福利是有别于社会保险和医疗服务的。美国的福利制度安排刺激了就业，促进经济发展。中国模式的社会福利制度应该是什么样的呢？
有人认为，对于中国而言，最迫切的还是建构一种能找得到“生存感觉”的福利制度，而不是找得到“幸福感觉”的高福利制度。也有人认为，依照中国当前的经济形势，完全可以效仿欧洲的模式。
鉴于此，《21世纪经济报道》与香港科技大学商学院联合举办本期“天下论衡”，激辩中国需要建立什么样的社会福利。与会嘉宾有香港科技大学商学院教授雷鼎铭、社会科学部助理教授吴晓刚，伦敦经济学院教授许成钢(香港科技大学客座教授)，以及香港科技大学EMBA优秀学员代表。
1.机会均等的实现
主持人：中国在本届政府执政时期，更鲜明地提出社会公平问题，这似乎是对过去过于注重发展经济，提高生产效率的一种修正。那么我们如何理解这种思路的转变？
雷鼎铭：社会福利与经济增长、收入分配都有关系，这一观点起码在经济学界很有代表性。中国在1978年实行改革开放后，GDP年均增长率超过9%，实现了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但让每一个人的收入年增长率都增加9%，是很困难的。在这里我提出一个假设，一个社会有五个有钱人和五个穷人，与一个有钱人和九个穷人，哪一个社会更平等？这是一个价值观的问题。假如我来评价，会觉得五个有钱五个穷人的社会更平等。
在收入分配不均的情况下，如何去提高社会流动性，是很重要的问题。假如穷人只要努力，终于有一天自己是能够摆脱原来的社会地位，那么社会和谐的压力就不会很大，这是香港和很多发展中国家的经验。香港从上个世纪50年代到80、90年代，收入分配也是不平等的，但是因为社会流动性很强，所以一些社会问题得到了很好的解决。比如香港的“社会领袖”，通常是40岁至50岁，这些有地位和名望的人，大部分过去都很穷。
许成钢：我觉得经历转轨经济的国家，如前苏联、东欧国家的经验很值得借鉴。在转轨过程中，这些国家碰到了极大的困难，其中之一就是社会福利。因为这些国家在转轨之前已经实行了非常优厚的社会福利，而这些社会福利在转轨过程中，又绝对不可以丧失。可是不能减低福利，就会碰到非常基本的经济上的困难。所以，人们就看到，社会福利和经济增长之间存在很严重的冲突。即便是像西德———世界上第三强的国家，合并东德后，整个社会的平均福利水平都被拉下来很多。社会福利怎么形成的？不是经济学家设计的，而是社会利益集团、阶层之间的冲突、协调、妥协，政治上的关系和人的意识形态联系在一起的。
吴晓刚：我最近要做一个调查，研究香港的聪明流动和社会不平等的问题。我们都知道，经济增长到一定程度，哪怕底层的人也会从中受益。
当社会体制发展到了市场的力量起到了主导作用的时候，国家再分配的机制就要起作用，因为市场也会造成不平等。福利制度的设计，要和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因为社会福利是有刚性的。还有，当社会发展到一定程度，那些在再分配经济中处于底层的人，可以通过另外一种机制得到补偿，这样整个社会不平等程度就下降了。
再者，我们不应该只看绝对流动率，还要看相对流动率。就是在给定结构的条件下，不同社会的流动机制都是不一样的，并不是说在一个稳定的社会里面一定没有流动，只不过是流动程度的问题。所谓的福利，即便在这个结构不变的情况下，要给那些在底层的人有更多的机会，比如教育就是一个流动的渠道。我们谈到的机会均等就是给定结构的相对流动率，而不是绝对流动率。现在，中国内地一讲到贫富差距就会提到基尼系数有多高，其实香港的基尼系数比大陆还高，可是香港依然非常安定，这就是机会平等在起作用。
主持人：目前香港的基尼系数是多少？
雷鼎铭：香港的基尼系数大约是0.53，但是因为香港有一半人口住在政府的公屋，37%左右有房屋补贴，假如把这些折算进去，香港的基尼系数大约是0.44-0.45。
许成钢：刚才谈到机会平等，机会平等是什么意思？就是大家都面对市场，而市场给所有人提供了平等的机会。但是市场实际上经常是失灵的，尤其是对穷人失灵。因为穷人没有很多的钱，没有原始资本，这个市场已经对你关闭了，所以这个市场根本是不平等的。先解决穷人最基本的住房问题、最基本的治病问题、最基本的吃饭问题，然后再是机会平等。至于剩下的其它问题应该让市场解决。
吴晓刚：我非常同意许教授的观点。产业革命之后，底层的穷人也得益，就是说这个不平等最终推动社会福利。那么这个力量取决于什么呢？取决于不同利益之间的博弈和斗争。这可能不是经济意义上的，而是社会心理学的问题———虽然我得到多了，可是别人得到的更多，相对而言，我感觉更穷了。
其实在上世纪60到80年代，香港的情况和现在内地的情况差不多，社会分布都是呈一种倒U型，即穷人很多，富人少。但是香港有一个平衡的工具———宗教团体或者NGO。香港的大部分学校、医院都是NGO或者是宗教团体办的，穷人可以从他们那里获得比较便宜的教育，比较基本的福利。所以，在建立社会福利的过程中，一方面要发挥政府作用，另一方面要充分调动民间组织的力量。#p#分页标题#e#
2.普遍还是定向？
主持人：从国际社会福利发展潮流看，当今国际范围内“多元福利”的主张日益深入人心，逐步从“普遍性原则”(人人都有权利享受国家福利)向“定向原则”(国家只救济最困难的人和老年人、残疾人、儿童等弱势群体，要求人们为自己的养老、医疗承担更多的责任；主张国家支持家庭、社区、社会团体和企业都为帮助最困难的人作出贡献)过渡。那么根据中国目前的国情来看，应该选择一个什么样的福利制度？目前还有多大差距？
刘志勇：社会福利主要涉及两个方面，一个是公平，一个是效率。改革开放至今，在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化的过程中，政府起到一个主导作用，也就是说权利在财富再分配中发挥了绝对作用。而这个绝对作用之所以起作用是因为其基本的驱动机制———市场机制，即利益驱动，最后产生的分配的结果必然是不公平的。因为在这个过程中不是每个人都参与分配，而且大部分人是被迫参与的。我们看看各种中国富豪榜，排100位也好，排200位也好，都是一个团体，而非个人。
但反过来讲，社会福利需要谁来做？只有政府来做。我想这就是中国人的传统。中国传统比较侧重伦理道德、家庭观念，所以中国人传统上对商业并不是很热心，只愿意存钱，愿意买大宅子，或者建庙，却不愿意建一所学校，或者是建一个养老院。当然现在这种情况慢慢在改善。从这个角度而言，建设中国社会福利制度，就一定要从中国的传统思想出发，因此政府必须要充当一个非常强烈的社会福利角色。
目前，整个中国社会福利的效率都比较低下。举一个例子，给贫困地区补助，经常是立一个扶贫项目，就给你800万投资。在这种制度下，大家为了得到钱抢着立各种各样的项目，失去了原有意义。所以说，搞好社会福利必须有一个前提，即整个政治行政系统必须有一个高的效率。
虽然现在中国经济在高速增长，但是财政并不是很充裕，用这么有限的钱去做普遍福利，我觉得可能是杯水车薪，而且在这么低的效率之下，最后大家能得到的福利是多少？所以，我更倾向定向原则，先解决最困难和最基本的问题。
邓少青：社会保障制度通常分为救助型、保险型、福利型、国家保障型和自助型。选择哪一种类型与这个国家的社会制度、经济实力、文化背景都有关系。同时，选择单一类型还是几种类型相结合？也是根据社会不同发展程度选择的。
我认为在中国目前的这种市场的情况下，还是把普遍性和定向性原则结合起来更为理想。普遍性原则就是基本的国家保障系统，如社会最低收入保障。但在基本保障型的前提下，可以又选择其他类型，比如保险型。国内从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就开始建立养老保险制度、医疗保险制度、失业保险制度，这就是所谓的保险型。随着现在的经济发展形势，可能下一步要增加一些救助型、福利型，甚至像广东等比较富裕的地区还可以增加一些自助型。但是，无论是国家保障型，还是加上保险型或少量其他类型，更要害的是在执行过程当中，是否能得到切实履行。同时在推行社会福利时，要把握好政府、企业、个人这三方在不同类型社会福利中承担的比例和分量。
3.要不要高福利？
主持人：有人提出，不能一提社会福利就想到西方“从摇篮到坟墓”的福利制度，这种制度在西方国家也难以为继，正在进行改革。但亦有人认为，中国和西方的福利制度处于不同的发展阶段，西方正在削减福利不能成为中国不提供福利的理由。如何看待这种争议？
刘志勇：我觉得现在西方削减福利主要有两个原因。第一，西方整体生活水平比较高，中产阶级占绝对大比重，即使削减福利，对他们的生活也不会造成太大影响。第二，因为社会保障支出占整个国民生产总值比重已经相对很高了，对整个国家财力造成很大困难。但中国的情况却正好相反，大部分还是穷人，社会保障支出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例也很低。尤其是中国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时，甚至在原有提供社会福利的基础上出现了一些退缩，比如像住房、医疗、教育等几个方面，中国政府提供的社会保障支出有往下走的趋势，导致了社会发展的不平衡，甚至贫富悬殊拉大。所以说，中国和西方国家处于不同的发展阶段，虽然有些西方国家的福利制度确实碰到一些问题，但是他们削减福利不能成为中国不提供社会福利的借口。他们的福利制度已经到了一个完全制度性的独立阶段，进行调整是合情合理的。而我们现在是根本就没有。这就好比饭还没吃饱呢，就考虑可能要减肥、会营养过剩的问题一样。
许成钢：因为我从欧洲过来的，稍微说一点我的直接体验。欧洲福利国家的制度在实际上降低了社会流动性，为什么呢？比如说在法国，社会福利相当高，所以很多年轻人变得越来越懒惰。而且为保证高福利，法国政府要征很高的税。我在伦敦时，有一个帮我做内部装修的小经理，他告诉我在法国哪怕不建公司，就是雇几个人来给别人做内部装修，都要交一大笔税。结果就是导致他不愿意在法您现在浏览的是 中国医疗保险 官方网站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网站请收藏我们的网址http://www.zgylbx.com 中国医疗保险 拼音首字母+.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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