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药占比是现今医院考核中很重要的一个指标，控制药占比被认为有助于防止药物滥用，促进合理用药，降低医疗费用，节约医保基金的作用。要求降低药占比其逻辑基础必然为“我国的药占比较高”，但是事实如何呢？在1月24日由《中国医疗保险》杂志社主办的第11期青年药政论坛上，人社部劳科院医保研究室副主任董朝晖带来了他的最新研究成果，用国际数据比较的眼光来解析我国药占比到底“高不高”，又“高”在哪里，结果令人大吃一惊！
中国的药占比到底高不高？
在董主任看来，政府要控制药占比的原因无非有两个：一个是担心药品价格虚高，另一个是担心患者用药过度。因此考量药占比要从这两个角度出发，看看到底成不成立。
来看几个数据：
首先是全球药品市场份额统计数据。根据中国报告网去年12月末的统计数据，中国药品消费期量在2017年已经达到了全球的20%。20%到底是多还是不多呢？需要综合考虑人口和销费量两个因素，因为我国人口是全球的20%左右，药品消费量也是全球份额的20%，人均药品消费金额正好和全球平均水平持平。如果跟北美比，美国和加拿大这两个国家的人口数总和是中国的四分之一，但是药品市场份额是中国的两倍，也就是说平均下来2017年我国人每人只吃了美国人八分之一消费金额的药。因此我们可以得出结论：按大口径计算，中国药品人均消费金额并不多。
上面是从全球情况来看，可能很多人觉得这个结果和我们自身的“人均用药消费偏高”的直观感受是不相符的，那再来结合我国国情来看，相对于我国的经济水平，我们是不是药品消费多了？
根据世界银行2016年全球GDP统计数据来看，中国人均GDP是8000美元，已经达到中高收入国家的平均水平。这也说明从我们的经济水平来说，我们吃了全世界平均数的药品消费金额，这个金额并不高。
药占比是药品的费用除以卫生总费用得出的比值，从刚刚的推算来看，药品费用的分子是不高的，要衡量药占比到底高不高，还要同步看作为分母的卫生总费用高不高。
同样根据世界银行的数据，2016年中国卫生总费用占GDP比例6.2%，也正好是中高国家的平均水平，说明分母也正常。
这样来看，既然分子和分母都没有问题，这说明我国的药占比也应该是正常的。是这样吗？我们还是来跟美国比较一下，到底两个国家药占比相差多少。
现已知：美国药品消费总金额约是中国的2倍，美国卫生总费用是中国总费用的4.7倍，美国的药占比约为15%。根据已知条件，我们可以得出：如果按照同样口径计算，我国的“药占比”应为15%*4.7/2=35.3%，而现实中我国在计算药占比的时候和美国不同，是不考虑公共卫生费用的，因此中国的计算口径需要再刨除约占卫生总费用15%的公共卫生费用，这样大体上可以得出中国药占比约为41.5%，明显比美国高很多。
这个结果是在我们的分子、分母都挺合理的情况下测算得出来的。如果一定要降低药占比，把我国药占比控制在30%以下的话，要么做小分子让大家少吃药，要么做大分母增加卫生总费用。但是从目前的情况来看，虽然我国的药占比的确比欧美国家要高，但因为我们的分子和分母都还算合理，因此并没有必要一定要再继续降低药占比。
中国的药占比“高”在哪里？
从国际的药占比来看，发展中国家的药占比普遍高于发达国家，不光中国如此。那么发展中国家的药占比到底“高”在哪儿？
医疗服务总费用由药品费用和医疗服务费用两部分构成，在全球一体化的市场中，药品价格在各国基本稳定，各国间差距很少超过2倍，但医疗服务价格相差悬殊，发达国家劳务价格往往超过发展中国家的10倍，印度可以跟美国相差将近30倍！
这就意味着，假如一个发达国家和一个发展中国家的医药服务的实际构成一致，在发达国家，医疗费用中药品费用占20%，其余80%是医疗服务费用；而按照价格平移到发展中国家，药会稍微便宜一些，我们按照发达国家药费的一半计算，分子折合成为10了，但由于医疗服务价格可以是发达国家的十分之一，因此前面分母中的80变成了8，总分母也只有10+8=18，这样计算下来，发展中国家药占比很容易达到50%以上，因此发展中国家药占比比发达国家高有其合理性，是因为医务人员的劳务价格大大低于发达国家造成的。
药占比和人均GDP的关系在欧洲26个国家的统计中也得到了证实：下图中横轴是人均GDP，纵轴是药占比，非常显然，随着人均GDP的增加，药占比程下降趋势。
图左边的点中，药占比在30%以上的都是东欧国家。东欧国家跟西欧相比人均GDP低，但是跟我国相比仍然很高，达到了1.6万美元，是我国的两倍。在这种情况下，这几个国家的药占比仅比我国稍低一点，这也同时印证了前边所说我国的药占比实际并不高的观点。
中国的药占比“高”跟统计方法也不无关联。
其一，在国际上大多数国家，药占比指的是药品费用与卫生总费用的比值，而在我国是药品费用与医疗总费用的比值，公共卫生费用并没有计算在内，“分母”变小，统计结果当然更高。
其二，许多发达国家的住院是按病种付费的，所统计药占比的时候没有统计住院病种的用药情况（在本文的国际数据比较中，对此进行了矫正），而中国把住院病种的用药也全统计在内，“分子”更大，如果直接进行比较也会导致统计结果偏高。
其三，各国对于药品和医疗服务的界定不相同，传统药品的界定比较复杂，中国作为传统医学大国，中医药的统计也如此，导致中国的药占比计算和国际口径不同。
药占比如何才能下降？
根据人均GDP与药占比的关系，是不是可以说以后社会平均工资高了，药占比会下降？我们仍然拿欧洲的数据来验证：从2006年到2014与2015年，法国、德国、奥地利、葡萄牙、丹麦、芬兰、爱尔兰、荷兰、挪威、西班牙、瑞典、卢森堡、瑞士等欧洲13个国家过去十年药占比几乎都在下降，少则下降了2%-3%，多则下降7%-8%。
这说明在和平年代，随着经济发展，包括医护在内的各行各业工资都提高，医疗服务费用增加；而药品的价格是呈周期性的，新药刚上市时很贵，随着竞争性产品的出现，价格很快下降，所以尽管新药不断涌现，药品品质不断上升，但是药品的总体价格是稳定的。一方面医疗服务费的提升，另一方面药品总体费用并没有上涨，所以在药占比的公式中，分子基本稳定，分母在不断变大，药占比自然下降了。所以我们说中国过去10年的药占比从50%降到了40%，这很可能不是政府管制的结果，因为在这10年里社会平均工资翻了一倍以上，经济增长的影响可能更大。
当然，总量占比虽然跟世界平均水平差不多，并不代表其用药结构也合理。还需要进一步分析。
控制药占比能让用药变合理吗？
通过前面的分析，我们可以发现，药占比根本没有反映用药合理性问题。首先影响药占比指数最大的因素是医务人员的劳务价格，各国之间差距能达到十倍到几十倍；其次才是药品价格，国际间差距可能不到两倍；最后还有用药的数量的因素。
另外，我国当前监控的是医院药占比，如果只有医院的药占比下降，病人虽然不在医院里吃药，但可以在药店拿药，用药量并没有减少，全社会的药占比实际还是没有下来。
说到药占比，可以联想到一个很相似的指数——恩格尔指数。恩格尔指数是指食品支出占个人消费总支出的比例，我把它称为“饭占比”。根据最新统计数据，中国的恩格尔系数已经达到了30%，达到了于富裕国家的水平。
贫穷国家恩格尔指数是60%，最富裕国家不到20%。贫穷国家的恩格尔系数高显然不是因为食品价格贵也不是因为他们食品吃得多，而是因为人民收入低，其他支出少。而同时恩格尔指数也不代表饮食合理性，发达国家的恩格尔指数低，饮食不见得合理。由此可以得到启示，如果要强制控制发展中国家的恩格尔系数，也就是控制“饭占比”的话，会人为造成饥荒，那强制控制药占比的话，会如何呢？
重点！全文结论总结在这里：
感谢大家耐心看到这里，如果前面没看完就滑到这里也不要紧，这里有贴心的结论总结：
1
从人均消费金额看，中国药品消费水平并不高，主要因为医务人员劳务价格过低，造成了“药占比”偏高。发达国家医务人员劳务价格是中国的5倍以上，并且中国劳务人员的劳务价格严格管制，所以中国的“药占比”必然显著高于发达国家。
2
从发达国家的经验看，新药上市的同时，推动了老药降价，因此药品整体价格水平趋于稳定。药占比的下降要依赖于时间推移的经济的发展与医务人员的劳动价格提升。
3
药占比并不反映合理用药。虽然药占比不算高，但用药结构不一定合理，有太多的神药挤占药品费用额度，如果不解决机制问题，只是一味地严格“药占比”，恐怕将进一步加剧用药扭曲，并将部分回扣低的救命药挤出医院。
